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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老人农村休闲健康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成都市“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为例
作者:   来源: 中机院  2018-12-24

  以成都市的调研问卷为基础,实证分析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健康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发现城市老人农村休闲健康养老的意愿与年龄、户籍是否在成都、平均月收入这三项因素呈正相关,与子女数量呈负相关。
  目前,城市老人的养老问题主要依赖以机构养老、家庭养老、社区养老为代表的传统养老模式,存在着城市内部养老资源不足,且难以满足城市老人的多样化、个性化的养老服务需求等问题,因此,创新城市养老模式以适应人口老龄化的新形势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以成都市的调研问卷为基础,实证分析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健康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发现城市老人农村休闲健康养老的意愿与年龄、户籍是否在成都、平均月收入这三项因素呈正相关,与子女数量呈负相关。

  一、研究背景

  四川省成都市作为中国西部特大中心城市和宜居城市,老年人口呈现出规模大、增长快、高龄老年人口多等特点。根据联合国人口组织的标准,通常把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判断标准。按照此标准,成都市早在1992年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比全国提前了7年。根据《成都2016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龄事业发展状况报告》,截至2016年12月,成都60岁以上人口为299.53万人,占户籍人口的比重为21.41%,人口老龄化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31个百分点。快速推进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不仅会对劳动力供给、劳动力负担系数、公共财政以及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等方面带来负面影响,而且会给老龄人口公共服务和社会化养老服务造成较大压力,使得快速增长的城市养老服务需求与城市养老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愈显突出。按照2015年8月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8个部门联合下发的《养老服务业“加强规划引导,实施品牌战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实施方案》,成都市将于2020年形成“9064”养老服务格局,即90%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6%的老年人在社区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然而,传统城市养老方式存在模式单一、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多种模式间缺乏协调等问题,已经难以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巨大压力,具体表现在: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小型化”“空巢化”使得居家养老服务功能日渐弱化,同时,居家养老存在着服务覆盖面窄、服务内容缺乏多样性等问题;社区养老存在着基础设施薄弱、发展情况参差不齐等问题;机构养老存在着床位供求失衡、管理服务水平一般等问题。作为中国特大城市和新一线城市,成都未来的城市养老服务需求会呈现更多的新特点和新要求,城市养老问题将面临更大挑战。因此,创新城市养老模式成为应对成都市人口老龄化压力的迫切需要。
  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坚持遵循自然规律和城乡空间差异化发展原则,科学规划县域村镇体系,统筹安排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2010年8月,为顺应全国的幸福美丽新农村建设,四川省委提出了加快新农村综合体建设的部署要求。在四川省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中,提出要加快建设“业兴、家富、人和、村美”的幸福美丽新村。在成都市推进统筹城乡升级版的部署中,按照“小规模、组团式、微田园、生态化”(简称“小组微生”)的要求,将成片推动“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建设,作为响应四川省幸福美丽新村建设的主要方式。“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建设有“紧凑型、低楼层、川西式”的特色民居,并按照“1+21”(1)的标准同步规划建设配套基础设施和标准化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同时,“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位于成都市二三圈层(2),大都处于“1小时成都经济圈”范围内,不仅区位优势明显,而且拥有美丽的农村田园风光、绿色有机的农产品、精彩纷呈的乡村娱乐项目、特有的乡村农耕文化和民俗文化等。
  一位社会学专家这样理解养老与农村的碰撞:农村包围城市,是未来养老市场最大的出路。农村完全有可能实现高质量的就地养老,并接纳城市的养老人群,成长为中国最大的“养老院”[1]。同时,未来城市养老产业向郊区寻找出口是必然的趋势,大城市养老行为将出现向郊区的移动[2]。因此,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健康养老,是指将新农村综合体的自然环境、地理区位、田园风光、特色建筑、基础设施、文化娱乐、绿色有机食品等各方面适合城市老人休闲健康养老的优势性、可行性与成都市主城区范围内传统养老服务供需关系失衡的紧迫性、现实性衔接起来,在“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新设接纳城市老人的养老机构、养老场所,引导有条件、有需求的城市老人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以休闲健康养老为目的到合适的“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暂住或定居。

  二、城市老人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健康养老的现实意义

  (一)大城市养老压力缓解与新农村综合体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兴旺,这就要以发展生产为前提,创造出新的朝阳产业。“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承接城市养老产业转移,通过为身体健康、拥有自理能力的城市老人提供养老服务,构建起城市老人向大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综合体合理有序转移的新型养老模式,为城市养老事业在农村开辟出广阔的发展空间,这能够有效缓解城市老人对传统养老模式绝对依赖而形成的压力与挑战。同时,“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以“产村一体”“产村融合”为发展理念,在新农村综合体周边规划布局农业产业园区,着力培育优势特色产业,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实现一三产业互动、融合、协调发展。然而,在“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产业发展中存在着内容上同质化严重、品质上高低参差不齐、收益上稳定性差等弊端。因此,“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承接城市养老产业转移,不仅能够给新农村综合体引入新型的、可持续的产业形态,而且能够将新承接的城市养老产业与新农村综合体内已发展的都市现代农业、休闲观光农业、农家乐、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产业有机地整合成为一个整体,延伸产业链条、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形成“多元”产业间“共生”“共存”“共融”的局面。
  (二)促进城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等价交换与优化配置
  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健康养老,能够打破城乡居民地域分割且单向流动的居住生活格局,形成城乡居民双向交流互动的居住生活格局。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承接城市养老产业转移,能够带动城乡人员自由流动和居住,有利于城乡生产要素的合理优化配置,具体表现在:(1)城市老人向农村转移,给农村带来了稳定的、高端的消费群体,不仅能有效缓解新农村综合体内休闲娱乐设施的季节性闲置问题,而且能够将城市老人在城市多年生活工作积累的经验、技能和人脉资源带到新农村综合体中;(2)农村青壮年向城市转移,给城市输入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和建设者,能够缓解城市的“用工荒”问题;(3)在“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健康养老的城市老人的自有商品房与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的租(购)房需求相对接;(4)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的农村空余住房与城市老人在“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健康养老的租房需求相对接;(5)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的土地流转与城市老人在“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转入农地进行休闲耕种的需求相对接。总之,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健康养老,有利于城乡之间人、财、物的双向自由有序流动,有利于打破城乡相互分割的壁垒,统筹城乡生产要素资源配置,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市场一体化。
  (三)形成农民收入渠道就地多元化的格局,实现农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老人“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健康养老,能够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大幅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具体表现在:(1)农民可以将空余房屋出租给城市老人赚取稳定的租金,也可以用于发展民宿经济按天赚取房费;(2)农民可以将土地权利流转给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或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赚取流转收益,也可以把土地流转给城市老人休闲耕种赚取租金;(3)农民可以为在新农村综合体内休闲健康养老的城市老人提供绿色有机果蔬、土猪肉、土鸡、土鸡蛋、茶叶等特色农产品赚取收益;(4)农民可以为城市老人养老、休闲观光农业、乡村旅游、农家乐、民宿经济等产业提供车辆接送、场地看管、社区安保、旅游讲解等配套服务,以赚取全职(兼职)工资收入。因此,“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承接城市养老产业转移,能够实现农民收入就地多元化,使农民从单纯依靠土地种植增收向租金保底、务工获薪、经商得利、入股分红和福利性补贴等多元化增收的转变。“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承接城市养老产业转移,给农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人气”,有利于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将从根本上扭转农村“衰败”“空心化”的局面,实现农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有利于城乡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形成城乡居民文化生活互动交融的格局
  发展“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的文化有“输血”和“造血”两种方式,第一种“输血”,即政府加大对新农村综合体乡村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改善群众文化活动条件,提高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第二种“造血”,即“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利用乡村的民俗文化、节庆文化、民间艺术,乃至历史文化遗产和山水田园风光、绿色有机食品,以乡村养老产业为载体,发展休闲观光农业、都市现代农业、社区支持农业、农家乐、民宿经济等多元产业,继续挖掘乡土文化资源,努力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吸引城市居民到农村长期生活居住进行旅游观光、休闲体验,将城市优质文化资源送到农村。实践证明,政策“输血”不如自我“造血”。城乡融合的最可行渠道就是城市居民深入到乡村,了解、学习、体验农村生产、生活状态及其存在价值,同时,城市居民到农村交流的增多,能给农村注入全新的思维和理念,有利于推进农民文化素质和农村文明程度的提高[3]。另外,一个城市老人一般联系着两个城市家庭,将吸引大量的都市夕阳人群的子孙辈及亲戚朋友在节假日前来探望并留宿居住,既能有效推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又能给农村带来去丰富的城市现代化元素,实现城乡文化的互动与交融,从而带动农民的观念更新和素质提升。

  三、文献综述

  在国内,李松柏基于外业调研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城市老人选择乡村休闲养老目的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市老人选择乡村休闲养老目的地受目的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休闲养老配套设施、生活基础设施、管理服务和形象等因素的共同影响[7]。翟媛以浙江省杭、嘉、温、金四市老年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抽样调查的方式探讨老年人的不同人口社会特征及乡村旅游因素对乡村养老度假产品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人口社会特征方面,除了性别,老年人的年龄、教育程度、居住地等人口社会特征对乡村养老度假产品偏好有较显著影响。在乡村旅游因素方面,老年人乡村旅游经验的具备与否对乡村养老度假产品偏好有显著影响,乡村旅游经济承受力对乡村养老度假产品偏好有较显著影响。江海燕和刘庆友依据199份有效调查问卷,从收入来源、家庭结构、健康状况等方面分析银发族乡村旅游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9]。凌丽君釆用文献法、例证法、调查法以及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发现性别、年龄、收入水平、文化程度、配偶收入水平、儿女个数、婚姻状况等因素对河南省郑州市部分退休老人的季节性移居乡村休闲养老意愿有重要影响。
  在国外,LitwarkE.,LoginoC.F.认为,成年子女的居住地是影响老年人迁移的重要因素[11]。RodriguezV.研究发现,优美舒适的居住环境、完善的旅游设施、空间距离的邻近和交通可达性是养老者可能留下来养老的基础[12]。HaasW.H.,SerowW.J.认为,老年人与年轻人在行动上相比有一些迟缓,如果老年人想四处游历,就需要选择一个空间可达性强和交通便利的地方移居。ZimmerZ.,BrayleyR.E.,SearleM.S.等研究发现,身体状况、经济支付能力以及周围环境等也影响老年人出游[14]。RomsaG.,BlenmanM.指出,旅行费用、信息缺失、闲暇时间以及身体状况等都是影响老年人旅游决策的重要因素[15]。ConwayK.S.,A.J.Houtenville指出,有一些国家和地区为加快当地经济的发展会适当给予移居老年人一些优惠政策来吸引老年人移居,或者当地本来就具备对老年人的一些福利政策,这些都可能成为影响老年人移居目的地选择的因素[16]。LeoHuanga,Hsien-TangTsai运用Ridit法分析了养老人选择旅游目的地的特点,运用因子分析法得出三大制约性因子,分别是旅游者能力、旅游供应商水平及旅游动机[17]。AlizaFleischeraandAbrahamPizamb以以色列老年人为例,得出他们的旅游动机主要是健康和收入,但他们在旅游目的地的停留时间与年龄相关。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术界对城市老人农村养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了年龄、教育程度、配偶收入水平、儿女个数、闲暇时间、信息缺失、空间距离的邻近和交通可达性、旅行费用等因素对城市老人到农村养老的存在有一定影响。然而,现有的研究并没有对城市老人更倾向于到哪类农村养老进行界定,因为并非所有农村都适合城市老人进行休闲健康养老。因此,未来亟需根据城市老人到农村休闲健康养老的全方位需求,从“自然—经济—社会”方面筛选出适合城市老人休闲健康养老的农村点位。同时,并非所有城市老人都有到农村参与休闲健康养老的意愿和需求,故而对城市老人农村进行休闲健康养老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亦十分必要。

  四、实证分析

  (一)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构建
  成都市“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在自然环境、地理区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医疗卫生等方面均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且目前在“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内部已经有城市老人集中养老点建设项目的成功实践,因此,对城市老人成都市“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健康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可以有效避免城市老人农村养老在点位选择上可能出现的错误,且更具实践指导性。在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筛选出11个指标构建城市老人“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健康养老意愿影响因素指标体系(见表1)。
  表1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健康养老意愿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二)方法选择与实证数据获取
  1.方法选择
  根据城市老人“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健康养老意愿的强烈程度,本文将其分为三种类型:“愿意”“不清楚,视情况而定”“不愿意”,对于因变量离散数值数大于两类的,研究时须采用多元概率模型[19]。由于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健康养老意愿因变量定义和赋值具有等级次序的性质,有序分类数据的回归分析模型有对数线性模型、多项反应分类Logistic模型、连续比模型、立体模型、累积比数模型等多种划分。其中累积比数模型被公认为是较好的一种有序回归模型,也被称之为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20],故选择有序Logistic模型更能反映不同城市老人“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健康养老意愿差异的性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其中,∏1、∏2、∏3分别为因变量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健康养老意愿类型相应的取值水平概率,“愿意”=3、“不清楚,视情况而定”=2和“不清楚”=1,且∏1+∏2+∏3=1。xi为影响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健康养老的影响因素,ai为常数项,且必然ai<ai+1,且βi为待估系数,i=1,2,……,n。
  2.实证数据获取
  实证数据获取主要来源于2015年10月~2015年11月的外业问卷调研,在设计完成《“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与休闲健康养老相结合调查问卷》初稿后,首先,组织学生在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老年活动中心进行预调研,然后,根据预调研的反馈情况对问卷进行了修改完善。在问卷最终确定后,组织学生在成都市望江公园、人民公园、浣花溪公园等老年人比较集中的区域开展问卷调查,共收集问卷102份,其中,有效问卷83份,有效率为81.37%(见表2)。考虑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对于城市老人而言可能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在面对面问卷调查过程中,要求每位参与调研的同学对“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的概念和基本情况对受访城市老人进行详细介绍,同时以照片的形式向城市老人展示“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的住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乡村旅游设施、自然环境等,以便强化他们对“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的印象和理解。
  (三)模型运行与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Stata10软件对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健康养老的意愿影响因素进行有序Logistic模型估计(见表3)。
  根据表3可知,从模型的整体检验效果看,对数似然比(-2Loglikelihood)的值为-52.2032,伪判决系数(PseudoR2)为0.2602,卡方检验统计量[LRchi2(19)]为36.73,Prob>chi2=0.0001。可以看出,模型拟合效果良好。在10%的显著水平下,性别(x1)、出生地(x3)、文化程度(x5)、健康状况(x6)、收入来源(x7)、目前居住情况(x10)、自己对未来养老模式的预期(x11)这7项因素与因变量之间无统计学关系;在10%的显著水平下,年龄(x2)、户籍所在地(x4)、平均月收入(x8)、子女数量(x9)与因变量之间存在着统计学关系,根据模型运行结果得到的主要启示有:
  第一,城市老人“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健康养老的意愿与年龄呈正相关。这主要是由于年龄越小,受访城市老人仍在单位工作或者退而未休的可能性越大,同时,城市老人年龄越小,对于自己未来养老问题的构想可能还未纳上议事日程。相反,城市老人年龄越大,自己面临的养老问题的紧迫性、重要性愈发凸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日益小型化,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了巨大冲击,同时,养老床位的紧张以及条件的不尽人意,使他们更渴望去城市周边公共服务配套、住房、交通等各方面条件较好的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健康养老。
  第二,户籍在成都的城市老人更愿意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健康养老。这主要是由于考虑到照顾家庭、人际关系网的维护、医疗费用的报销等现实问题,城市老人更愿意选择到户籍所在地的农村进行休闲健康养老。由于“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位于成都市的二三圈层,大多处于“1小时成都经济圈”,地理位置优越,与成都市主城区之间的交通便利。因此,与户籍在成都市外的城市老人相比,户籍在成都市的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健康养老显得更加方便。
  表2受访城市老人的基本情况
  表3城市老人“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健康养老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
  第三,城市老人“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健康养老的意愿与平均月收入呈正相关。由于城市老人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健康养老需要承担房租、餐费、交通费、参加乡村旅游自费项目等各项支出,这要求城市老人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支撑。因此,城市老人收入越高,对在“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健康养老需承担的各项花费越不担心,越自信自己能够在“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内过上安逸体面的生活,不至于囊中羞涩畏惧城市老人之间的攀比而放弃自己到农村养老的意愿和想法。
  第四,城市老人“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健康养老的意愿与子女数量呈负相关。城市老人养育的子女数量越多,在年老后,能够有子女留在自己身边以及获得子女照顾的可能性越高,他们越倾向于选择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相反,城市老人子女数量越少,由于工作流动、婚嫁等原因,子女能够留在身边照顾老人的可能性越低,因此,选择到“小组微生”新农村综合体进行休闲健康养老的可能性越高。
  五、讨论
  (1)目前,主流的观念、学界观点以及政府战略都以快速城镇化为目标,努力实现进城农民完全融入城市、转变为市民以提高城镇化率,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让进城农民更好地在城市安家落户。因此,把城市人口向农村转移视为“逆城市化”而加以排斥和否定。城市老人到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健康养老同样是人口由城向乡的转移,那么,这一行为是否会得到鼓励和支持?是值得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2)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就了差异巨大的两种社会经济格局,农村和城市相互独立地保持各自的运行和发展,各自主要依托自身的资源解决内部所面临的老年人养老问题。富裕起来的农民可以选择到城市养老机构或者社区进行养老,那么,有条件、有需求城市老人亦可以到农村进行休闲健康养老,利用农村的部分资源解决城市老人的养老问题,但是,这是否会挤占本已稀缺的农村资源,对农村老人的养老造成负面影响。
  (3)城市老人到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健康养老会面临着农村医疗条件差、配套建设用地指标来源难、住房个性化需求的满足等瓶颈和障碍,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善的解决,城市老人到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健康养老的构想将仅仅停留在遐想阶段或自发无序发展状态,致使在大都市边缘区的新农村根本形不成承接城市养老产业转移这一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未来需要深入研究城市老人到新农村综合体休闲健康养老面临障碍的化解策略,保障城市养老产业向成都二三圈层有序转移的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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