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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新:中国老龄化终将走向“边富边老”
作者:   来源: 界面  2019-06-21


  过去70年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处于巨变之中,未来老龄化将进一步加剧。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新认为,人力资本增强、劳动力规模巨大、老年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开发构成了未来中国的人口红利基础,中国老龄化终将走向“边富边老”。

  观点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共有三个人口出生高峰,必然会形成三个人口老龄化“冲击波”,预计2053年老年人口规模会达到最高峰值4.9亿。

  ●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市,家庭养老的人力资源外流、经济能力相对薄弱、体制建设相对滞后,使得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变得更加复杂。

  ●要提高农民工的养老保障水平,应彻底改革现有户籍制度,将人口划分为两类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

  ●“经济蛋糕”做大了,分配“经济蛋糕”的“量器”——养老制度才能更加公平,老年生活才会得到更好的保障。

  ●人力资本增强、劳动力规模巨大、老年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开发这三者综合,构成了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的人口红利基础。

  ●从动态来看,我国人口老龄化从“未富先老”起步,终将走向“边富边老”。

  新中国成立至今70年间,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口年龄结构也处于巨变之中,我国仅用了不到30年便完成从年轻型人口到老年型人口的转变。如今,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都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相比较而言,我国对老龄化的研究开展得比较晚。1980年代,邬沧萍等老一辈学者开始了老年学和老龄化的研究。其时,由于中国正处于成年型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问题仍不凸显,学界并未投入大量的精力去研究。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后,中国人口形势变化加快,生育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增长加速了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1990年代以后,学界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讨论不断增多。

  200011月,中国进行了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6.96%60岁以上人口达1.3亿人,占总人口的10.2%,这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未富先老”的中国不得不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近20年来,我国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形成了包括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为主的多层次、多支柱新型养老保险体系。

  我国的养老服务体系也在逐步建设完善。国务院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养老服务产品更加丰富,市场机制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

  2018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494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7.9%65周岁及以上人口为16658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1.9%。人口老龄化仍在加剧,社会保障、养老服务供给与老年人口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缺口,社会保障“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一系列养老问题步步紧逼经济转型期的中国。

  未来30多年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时期,“谁来支持养老”是我们不得不去思考的问题。

  原新从事人口科学研究与教学工作至今30多年,1990年代以后,他开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他认为,只要中国的“经济蛋糕”做大了,分配“经济蛋糕”的“量器”——养老制度才能更加公平,老年生活才会得到更好的保障。

  “人力资本增强、劳动力规模巨大、老年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开发这三者综合,将构成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的人口红利基础。”原新说。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围绕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未来形势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应对之策,记者专访了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

  从年轻型到老年型人口,不到30

 

  记者:我国对人口老龄化的研究为何开展得较晚?

  原新:中国老龄化最大的特点是具有突发性,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晚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上个世纪50年代晚期,社会上批判“二马”,一个是马寅初,另一个是马尔萨斯。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对中国人口问题提出了新的认识,但是马寅初被批判以后,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被打入了“冷宫”。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界对中国人口问题以及人口理论的研究逐渐恢复。学界最早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邬沧萍等学术前辈开始关注和研究人口老龄化,但因为那个时期的人口结构正处在成年型,老龄化问题还未凸显出来,相关研究文献很少。1990年代以后,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初显,学界才大量地关注到这个问题,研究也慢慢深入,后来成果越来越多。

 

  记者:新中国成立至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

  原新:以人口学来划分,可以分为年轻型人口、成年型人口和老年型人口。中国一共做过六次人口普查: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根据这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分析,1964年的人口年龄结构还是典型的年轻型,1982年已进入成年型,2000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接近10%65岁以上的人口接近7%,当年年末中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记者: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吗?

  原新: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是生育率和死亡率双双下降。随着科学技术、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死亡率的下降和寿命的延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是文明的标志,正常情况下,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另一方面,经济越发达、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越不愿意生孩子,生育率的下降也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普遍结果。所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只是存在速度、时间、起点和程度上的差异,不存在本质的差异,因此,人口老龄化也就成了一个必然的结果。

  记者:中国从年轻型人口发展成为老年型人口,用了不到30年时间,远远短于发达国家在这个过程所用的时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原新:中国从年轻型人口发展成为老年型人口,至少比发达国家在时间少了一半以上。中国人口有年轻化和老龄化的过程。在1964年以前,中国人口还处于年轻化的过程,少年儿童人口比重在增加,老年人口比重在下降。1960年代中期以后,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开始了。

  具体来看,新中国成立时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3岁,现在为77岁,婴儿死亡率从200‰左右降至目前的6.1‰,越来越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总和生育率从上个世纪60年代6以上,与发展中国家相同,现在只有1.6左右,与发达国家一致,伴随快速的人口转变,进入老龄社会的时间被高度压缩。

 

  记者:1970年代,中国实行了“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这么多年,对中国人口老龄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原新:即使没有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人口老龄化照样会到来,全世界皆如此。但是,在德国、英国、法国等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个家庭从生六个孩子减少到生两个孩子平均用了70-80年以上,而我国仅用了20年。

  另外,我国的死亡率下降也是一个奇迹。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的平均预期寿命净增加了34岁,年均增加0.49岁,比发达国家同一个年龄区间的年均增长速度快进一倍,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是跳跃式的增长。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跳跃式增长的规律性结果就是我国快速的人口老龄化。

 

  记者:计划生育政策逐渐放开,对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的效果会在多久后体现?

  原新:从人口学的规律和生命全周期来看,缓解或增加压力是相对的、分阶段的。生育政策的放宽首先产生的不是缓解作用,而是压力,因为新出生的人口会增加少年儿童抚养负担,相对而言,老年抚养负担不会在短期内改变,当新生人口能够对老龄化有所缓解已经是20年以后,等这些孩子变成劳动力之后,老龄化水平和抚养负担可能会略微有所下降,但也只能缓解一个相对值。当新生儿在60年之后变为老年人时,又会增加那时的老年抚养负担。

  未来,我国可能会实施更加宽松的生育政策。政策的任何调整也是“手心手背”、利弊兼收的,看待人口问题,必须要有全局视野和长周期视角。

  2053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峰值

 

  记者:我国什么时候将会到达人口老龄化峰值?

  原新:新中国成立后,共有三个人口出生高峰,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三个“婴儿炸弹期”。其中,1950年到1958年我国平均每年出生2077万人,1962年到1975年平均每年出生2583万人,1981年到1994年平均每年出生2239万人。

  三个人口出生高峰期也必然会在60年之后形成三个人口老龄化的“冲击波”。从2010年开始,1950年出生的人进入了60岁,第一个生育高峰的人开始进入老年,去年我国刚刚结束第一个老龄化“冲击波”,年均净增加老年人口800多万人;第二、第三个出生高峰的人口将会相继进入老年,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将不断加速。到了2050年代,我国的三个人口出生高峰就度过了。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时期将是2010年到2050年代,预计2053年老年人口规模会达到最高峰值4.9亿,比现在翻一倍,届时的养老压力会很大。

 

  记者:相比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

  原新:首先可以归纳为四个“超”。第一,超大规模的老年人口数量。2018年,我国老年人口数量为2.49亿,2025年老年人口增加到3亿以上,2033年增加到4亿以上,2053年达到4.9亿,比届时发达国家老年人口总和还多7000多万。

  第二,超快速度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从现在到2050年期间,老年人口的年均增长率要远远超过总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中国的老龄化速度比世界上超过一亿人口的国家的老龄化速度都要快。

  第三,超高水平的老龄化程度。2018年我国老龄化进程为17.9%2025年老年人口达到3亿时,老龄化会超过20%,我国进入深度老龄社会。2040年代,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4.5亿左右,老龄化超过30%,我国进入重度老龄社会,跨入世界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行列。

  第四,超级稳定的老龄社会形态。这个世纪下半叶,人口形态将变得简单而稳定,老年人口的数量维持在3.8亿到4.8亿之间,老龄化水平维持在35%~36%,将是一个重度的老龄社会,非常稳定。

  此外,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呈现出农村老龄化水平高于城市、高龄化趋势明显、老龄化区域不平衡、失能老年人口规模巨大等特点。

 

  记者:学界此前认为我国“未富先老”,现在这个特点发生变化了吗?

  原新: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是“未富先老”,一般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大概在500010000美元,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刚刚达到1000美元左右。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1978年到2018年这40年间,我国的GDP总量从3650亿人民币增长到90万亿人民币,人均GDP380元增长到6.4万元。从动态来看,我国人口老龄化从“未富先老”起步,终将走向“边富边老”。

 

  记者: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原新:劳动力老化是人口老龄化前的一个步骤,这是生命周期决定的。随着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从事蓝领的重体力劳动者越来越少,从事白领、现代化设备操作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随着AI技术的发展,劳动强度在变弱。所以,劳动力年龄增大一点,对于整个劳动的适应性不会有太多的挑战,但是年龄偏大的劳动力,对科技以及智能设备的适应性和创造性可能会有所下降。

  人口老龄化的本质是一个经济问题。人口老龄化必然会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挑战。关键是在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如何挖掘机遇,保证经济的稳步增长和持续增长,“经济蛋糕”做大了,分配“经济蛋糕”的“量器”——养老制度就能更加公平,老年生活才会得到更好的保障。

 

  记者:在老龄化的过程中,我国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吗?

  原新:在老龄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发生了性质的转型。过去40年,规模巨大且不断增加的劳动力人口是人口红利的主要优势;未来的40年,虽然劳动力人口在不断减少,但是劳动力规模依然庞大,1559岁的人现在还在9亿以上,2030年在8.5亿以上,2040年在8亿以上,2050年在7亿以上。如果我们再实施延迟退休政策,把退休年龄延迟五岁,又可以增加1亿的劳动力,所以劳动力短缺的人口学基础我国是不具备的,反倒是就业压力会长期存在。

  人们预期寿命的延长,健康条件的改善,为人力资本提供了良好的载体;教育水平和职业培训的大幅度提高,是我国人力资本积累的基础,201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累计的大专以上受过高等教育人口1.71亿,受过高中教育人口2.10亿,二者合计占总人口27.9%;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3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13.3年,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水平;高等教育每年毕业人数超过800万人,再加上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毕业生,超过1300万人,他们为中国发展积累了雄厚的人力资本,今后只会在现在的基础上继续加强。人力资本增强、劳动力规模巨大、老年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开发这三者综合,构成了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的人口红利基础。我国整体上的人口红利基础正在从以人力资源为主的优势转向了以人力资本为主的综合优势。

 

  记者: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我国需要做好什么准备?

  原新:首先是经济转型,未来要从中国制造转变成中国创造,要强调现代化、AI人工智能技术,意味着对劳动力质量需求的增加。中国老龄化在不断加剧,劳动力正在向人力资本优势转变,寻找经济增长新动力、升级产业结构、提升经济质量,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保证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这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物质基础。

  第二,健全法律保障,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即便是提供养老服务,我们也要依法服务,依法为老年人养老。

  第三,增强民众的老龄意识,我国已进入快速的老龄化通道,但是我们的脑子还沉浸在劳动力无比丰富的时代。我们对老龄化的国情认识不到位,没有在决策、政策制定、法律制定的过程中体现老龄社会主流化的观点。我们应加强老龄化的国情教育,希望将来能把老龄化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

  第四,生育政策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在全面两孩的政策上进一步放宽生育限制。再在这个基础上,我国要建立和完善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增强家庭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能力。

  社会保障体制仍需完善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应对老龄化做了哪些努力?

  原新:在机制体制建设上,1982年我国派代表团参加了全球第一次人口老龄化大会,并很快成立了中国老龄协会,此后演变成为政府机构——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民政部、卫健委、人社部等部门也都设有专门从事老年人管理、服务和研究的机构。

  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体制内职工有退休金制度、公费医疗制度、免费分房制度,农村基本上把养老保障建立在自留地、宅基地上和土地制度之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以后,我国改革了养老金制度,体制内的退休金制度与体制外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双轨制并轨,还建立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法律上颁布实施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此外,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老龄工作的决定》,国务院也提出要加快建设养老服务体系,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也做完了,正在启动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中长期战略规划。现在,养老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在不断深化,养老标准和覆盖面均在不断扩大,同时,我国还在积极试点和探索长期照护制度。

  不过,和先行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为应对老龄化所做的制度安排相对于快速且规模巨大的人口老龄化形势,明显滞后,好在我们已经在奋起直追。

 

  记者: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足以应对老龄化的挑战了吗?

  原新:单单从保障水平来说,还不足以应对人口老龄化。我国的人口结构正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从社会抚养比来看,现在是4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到2030年大概是2.3个,到2050年以后大概是1.5个。在1559岁的人里面,如果把残疾人、上学的人、主动失业和被动失业的人去掉,将来可能会出现1个就业者对应一个60岁以上老年人的情形。按照现行的养老金缴纳标准,以及就业者平均工资水平和老年人养老金平均水平,显然就业者与老年人口比例关系与收入比例关系存在巨大的矛盾和缺口,养老压力巨大是必然现象。

  所以,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会出现缺口,增加养老保险缴费的比例和降低老年人对保障金的享受都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养老金穿底必然会出现,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将来政府的财政补贴可能会不断加大,养老压力可想而知。

 

  记者:我国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现在距2020年还有一年时间,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离目标还有多远?

  原新:这个目标非常宏大,也很贴近基本国情,达成这个目标还有一段距离,我们正在一步一步往前走。在地老化是值得推崇的概念,老年人在自己的房子里居住时间越长,社会的压力就越小,老年人付出的经济成本也就越小。对老年人而言,居家养老是一个低经济成本和低心理成本的养老方式。我们调查发现,85%60岁以上老人现在都有自己名下自主产权的房子,这是很好的居家养老的基础。另外调查也显示,90%以上的老人都希望在自己的房子里终老。

  老年人对医疗的需求比较旺盛,在地老化的前提是在地的各类养老服务必须到位,如果能让医疗健康的服务在社区、家庭附近体现出来,老年人在家的时间会更长。现实中,我们的医疗重心正在向基层下移。住建部也提出,在新的社区建设中和老旧社区改造过程中,必须保证有老年人的活动空间、日间照料中心、文体活动等设施。类似的还有医疗部门的家庭病床建设,家庭医生签约、老年人健康管理等,让医疗服务能够延伸到社区、延伸到家里去,以及智慧化养老的平台,为社区居家养老的老人提供各种各样的上门服务。

  目前,各个地方都在根据自身的地方特色来开展此项工作,如一些老的住房进行电梯改造,方便老人居家养老和宜居。

 

  记者: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独居老人、空巢老人、困难老人和高龄老人,我国也开始了长期照护服务体系的建设,未来该如何引导其发展?

  原新:长期照护服务体系或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我国必须建立的一个制度,是政府的责任和义务。在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在15个省地市试点,省级层面又采取了扩面做法,目前已经有近40个地级市在试点。

  在试点的过程中,要总结出适合中国的长期照料模式和路径。这些路径和模式必须能够复制、可推广、具有中国特色,最根本的一点是要对困难老人、失能老人实行政府兜底的政策,提高他们的保障水平。

 

  记者:未来的中国如何保障老年人养老?

  原新:可以通过四个支柱解决,分别是政府、市场、家庭和个人。第一支柱是政府,政府不能大包大揽,政府的责任是兜底和普惠,如失能老人、最低收入老人、特殊困难老人的照顾等,保证这些老年人的基本收入、基本服务和有尊严地活着。

  第二支柱是市场,市场要为老龄产业的发展提供机会和保障,如老年金融产业,我们需要开发出一些让中人手上的钱能够保值、增值的金融产品,让他们有投资的意愿和去向。如以房养老,需要做出一套完整、规范化、标准化的房子倒按揭程序来。当然,这是需要个人去投入的部分,是市场行为,自由选择,这是补充养老保险的重要部分。

  第三支柱是家庭,家庭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中国的父母被孩子养了5000多年,不能到我们这一代人嘎然而止。家庭养老的面越大,国家的压力就越小。国家必须在政策、宣传等方面给予支持。

  第四支柱是个人,人的一生都在消费,但是创造财富的年龄有限,老年人自养是最有保障的行为。人们在创造财富的年龄,要为养老做出安排和准备,提前打算老年生活。

  面对庞大规模的老年人口和日益简约的家庭,未来的养老必须依靠这四股力量的合力。

  城乡二元化下的农村养老困境

 

  记者:随着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老龄化和城市老龄化相比,呈现出什么不同的特点?

  原新:如果从家庭结构来看,农村老龄化情况应该比城市缓和很多,因为农村家庭普遍都生2-3个孩子。但是,人口流动性导致了城乡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倒置现象。改革开放40多年来,人口流动成了中国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流动人口有典型的特点:80%以上来自农村,80%以上进入城镇,80%以上是劳动年龄人口。这部分人口从农村到了城市,导致城市常住人口的老龄化水平下降,农村常住人口的老龄化水平升高。从1982年人口普查的情况来看,农村的老龄化水平已高于城市,而且差距在不断扩大,加上农村存在各类留守现象,使得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变得更加复杂。

  在制度建设上,农村的养老保障制度、医疗保障制度与农村老年人口的需求之间差距较大。目前,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还比较低,虽然新农合、大病保障机制逐渐完善,尤其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健康扶贫、产业扶贫、防止因病致贫等方面做得越来越好,但总体来说,由于农村家庭养老的人力资源外流、经济能力相对薄弱、体制建设相对滞后,导致农村的养老能力不如城市。

 

  记者:未来,我国该如何提高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障水平?

  原新:要提高农民的养老保障水平,首先要在制度安排上进一步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建设,包括农村人口的低保制度、农村困难老人的兜底制度,农村失能老人的救助和保障制度。另一方面,要弘扬敬老、爱老、尊老的社会环境,延续中华民族家庭养老的美德。

  新农村建设以及乡村振兴计划都应考虑到农村养老问题,加强养老意识,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让农民增收,提高农民的自养水平。同时,还要加强农村的互助式养老、嵌入式养老,发挥农村熟人社区的优势。

 

  记者:关于进城务工农民的养老难题如何破局?

  原新:由于现在我国的户籍体制原因,人口被划分为“二元四类人”。我们的户籍没有按照城乡来划分,而是划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我们的统计资料又把人口统计为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事实上,农村人口不等于农业户籍人口,城镇人口也不等于非农业户籍人口。

  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却是“二元五类人”,第五类人是流动人口,他们大多数是农业户籍人口,却在城镇生活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又不能加入非农业户籍,被排斥在城镇社会福利制度之外。

  此前,有学者提出,可以为流动人口制定一套独特的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制度,那样太复杂了。我的观点很简单,彻底改革现有户籍制度,把四类人划分为两类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流动人口可以自由选择在城镇落户,也可以选择回到农村,愿意留在农村的人享受农村的免费宅基地、自留地、承包地、种地补贴以及医疗等制度优惠和一切养老福利,愿意进城落户的人,把他们纳入到城镇福利体系之中,享受城镇的一切养老制度。当然,要走出这一步,走好这一步,走完这一步真的很难。

 

  记者:城乡之间的社会保障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居民养老水平方面,该如何拉近城乡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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