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55-2060年人口老龄化将达峰值
作者:   来源: 澎湃新闻  2019-05-22


  未来20-30年我国人口总体发展态势

 

  人口众多是我国最主要的基本国情之一,人口问题不仅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而且是国计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人口学出发,未来20-30年我国人口发展趋势大致明晰,有如下特征应予以特别关注:

 

  1.中国未来人口总量趋于下降,但不存在“断崖式”或“雪崩式”下跌

  随着“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我国育龄人群所累积的二孩生育意愿正在逐渐兑现并伴有波动。由于育龄人群开始缩减,未来年度出生人数可能进入一个持续的低谷期。但需要指出的是,未来30年的生育旺盛期(20-29岁)群体今天已经都出生了,且生育水平在中短期内大幅锐减的可能性并不存在,尽管未来中国人口总量在整体上趋于下降,但不会出现所谓的“断崖式下跌”和“人口雪崩”。

 

  2.中国未来人口发展趋势主要取决于出生率的走向

  一个国家地区人口发展的基本趋势由内因和外因共同决定,内因以出生率和死亡率为主,外因则主要指国际迁移。在(超)低生育水平已成为常态的背景下,尽管预期寿命会稳步提高,但我国人口粗死亡率随着老龄化的进程会缓慢上升。与此同时,我国的国际迁移水平一直相对较低,2000-2010年间的净迁移率约为-0.3‰至-0.4‰,迁出人口要多于迁入人口,所以中短期内中国难以通过增加人口净迁入来抵消出生率下降的影响。出生率以及出生数的高低已经成为决定中国未来人口走势的决定性要素。

  “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后第一年(2014年)我国出生人口数回升至1687万人,但2015年的出生数就开始回落;实施“全面二孩”后的出生人口数在2016年回升至1786万人,但2017年又回落到1723万人,2018年更进一步缩至1523万人。这种波动受生育政策调整后出生堆积释放影响,也与整体的生育养育环境欠佳和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不高有关,这一现象应格外重视。

 

  3.未来一段时间中国育龄人群持续缩减已成定局

  1980年代中后期较大规模的出生队列现已处于黄金育龄期的尾声阶段,1990年代出生人口数的大幅下降将导致未来10年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的快速缩减,降幅相比现在将达到近40%,育龄妇女总体规模的下降将会至少持续至2050年前后。全部育龄人群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人群的减少将直接导致未来每年出生人口数的减少。

  若按照《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将2030年全国总人口达到14.5亿设定为人口发展目标,则需要2016-2030年间每年出生人口数达到2000万左右,明显高于近20多年的现实,也远高于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后的两年。从目前来看,近期年度出生人口数的峰值是2016年的1786万人,即便到2030年出生数降至1200万乃至更少亦是意料之中,对此人口学界已有共识,即如果没有新的政策调整或人口生育行为的重大变化,每年生育2000多万的人口目标肯定是不可能实现的。

 

  4.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因计划生育的催生而提前出现,但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它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之一。目前中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的急速发展期,中国老年人口(65+)规模将从2015年的1.4亿左右激增至2030年的2.4亿和2050年的3.65亿,预计在2055-2060年达到峰值之后放缓进入高位平台期,但直至2100年老年人口比例仍将维持在30%左右的高水平。

  其中,2025-2030年起老年人口自身结构的老化开始凸显,而2015-2035年是老龄化增速最快、波动最大的时期,也是社会抚养比相对最低、老年人口结构相对最年轻的时期,尤其2020年前后还将出现暂时的“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同时弱化现象,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和战术储备应在此期间完成。从本质上讲,老龄化没有好坏之分,所谓的“问题”或“挑战”不完全来自于老年人或者老龄化本身,更多源于变化了的人口年龄结构与现行社会经济架构之间的不匹配所产生的矛盾。从目前来看,应对老龄化挑战的主要障碍不全是“未富先老”,而更主要是“未备先老”或“慢备快老”,现有治理模式及制度安排对这些变化仍缺乏结构化和系统性的反应及适应,因而需要制度和政策安排的调整乃至重构。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深化,依靠放开生育数量限制并不能扭转人口老龄化的基本趋势,但可以为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并为未来世代赢得应对时间。如果生育水平持续过低,任何制度和政策安排都将很难具有持续性。

 

  中国人口老龄化演进的若干不确定性

 

  不难看出,在未来人口总量总体趋于缩减的背景下,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应对已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尽管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对其基数大、速度快、区域不均衡、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多、空巢化和独居化加剧等规律和现象也正在逐步形成共识,但中国的老龄化毕竟仍在不断发展之中,其治理过程尚有一系列“不确定性”需进一步厘清。

 

  1.劳动力总供给开始下降,就业结构与模式面临结构性转变

  我国劳动适龄人口在老龄化的背景下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目前按传统概念推算的劳动力供给已经出现拐点,潜在劳动力总量将持续缩减且结构趋于老化,但中短期内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依然充足,未来20年间将始终稳定在9亿以上。随着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深化,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廉价劳动力需求正逐渐下降,而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高端劳动力需求则逐步上升,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不匹配是未来一段时期内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矛盾。

  与此同时,以人工智能和物联网为代表的科技进步正对劳动就业的传统模式形成冲击,这种“技术性破坏”将在缓解未来劳动力短缺的同时淘汰部分传统职业,并由此产生新的就业方式和职业形态,就业模式的多元化和层叠化将趋于普遍。在此背景下,已无法仅仅依靠加强传统劳动力教育投资和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来应对,而必然涉及到对老年人力资源(特别是中高端人才)的开发利用、对某些行业从业人员的转移安置与再教育,甚至劳动力市场的重构等一系列更为复杂的议题。

 

  2.老龄化的区域差异增加了应对复杂性,但也创造了政策回旋空间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主要受到本地人口转变和人口迁移流动两大因素的影响,表现为由东向西的梯次特征,城乡差异则体现出明显的“城乡倒置”特征,这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密切相关。

  根据测算,2000-2010年间人口的乡-城转移对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贡献率为43.4%,是该阶段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主导因素,而这种人口转移又有效降低了城市常住老年人口比重。这些现象在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期间会持续发酵,其间的老龄化压力将通过人口流动更多地传导至中西部地区(主要是农村)。尽管这会在全国层面增加应对老龄化的复杂度,但也为城镇(尤其是东南部)有效延长了人口红利窗口期,创造了政策的回旋空间。

 

  3.家庭模式变迁将增加未来养老制度安排的不确定性,机遇与风险并存

  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居家养老都是最主要的养老形式,所有的老年人都或多或少地通过家庭或社区获取养老服务。随着我国家庭户规模的不断缩减、家庭结构格局的不断简化、老年人居住模式出现结构转变、非传统类型家庭大量涌现,“少子老龄化”的现代家庭在养老抚幼方面的传统功能受到磨损。

  而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和家庭文化仍具有强大的凝聚力,现代科学技术对日常生活方式的影响极大地扩展了家庭的空间联系,家庭成员(主要是亲子)之间的传统互助网络仍以新的形式在继续,这是中国式养老乃至中国式老龄社会应对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在家庭政策仍系统性缺位的情况下,这些现象将给未来制度安排带来极大不确定性。

 

  4.老年人口健康水平不断提升,但其政策价值仍有待挖掘

  2010年,我国男性和女性老年人口(60+)的余寿分别为20.04岁和23.14岁,生活自理预期寿命为17.22年,平均带残存活时间约为2.53年,相比2000年均稳步提升。不同口径的老年人口失能率区间为10.48%-13.31%,其中中重度失能老人比例未超过3%1.55%-2.99%)。对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口寿命提高在带来效益的同时也会产生成本及压力,即“胜利的成本(CostofSuccess)”乃至“胜利的失败(FailureofSuccess)”,而现有的制度安排模式尚未对我国老年人口健康水平提升这一现实进行必要的调适,对其效益未有效利用,对其可能带来的压力也未及时反应,这尤其反映出社会保障系统和老年科技发展的滞后性,并可能由此形成所谓“长寿风险”问题。

  这些“不确定性”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伴随中国老龄社会的治理进程,对其有效把控并合理应对将极具挑战性,并由此形成中国方案中的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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